第3章家属院的煤灰
星期天一早，家属院里到处是煤灰味。
天还没亮透，各家各户就把煤炉搬到走廊或楼下空地上，夹煤球的铁钳子碰得当当响。灰白的烟先贴着地走，再慢慢往上卷。二号楼的墙角堆着蜂窝煤，被昨夜的露水打湿了边。
朱向川被母亲叫醒时，屋里还冷。他从被窝里坐起来，肩背把旧棉被撑出一个宽钝的弧。朱永梁还睡着，半张脸埋在枕头里。朱向川没吭声，摸黑套上毛衣和外套，走到门外洗脸。
水池边已经排了人。刘婶一边搓白菜叶一边同周桂兰说话：“你家向川报夜校了？好事。小伙子多学点，将来进厂办，找对象也体面。”
周桂兰嘴上说“还不知道能不能坚持”，脸上却有一点藏不住的松动。夜校、文化宫、作文，这些东西不像铁饭碗和介绍对象那样稳当，也没法拿给邻居看。
“向川。”周桂兰回头看见他，“洗完脸下楼搬煤。你爸说上午带你去厂里找老邹问问。”
朱向川手里的毛巾停了一下。
“今天？”
“不今天还哪天？”周桂兰说，“人家老邹礼拜天在车间值班，你爸好不容易打听准了。你穿精神点，别一脸没睡醒。”
朱向川低头应了。冷水扑到脸上时，他想起文化宫二楼东教室的课程表。星期二才上课，明明还有两天，他却觉得那张纸已经贴在胸口很久了。现在母亲一句“穿精神点”，又把他从那张纸上拽回家属院的煤灰里。
搬煤时，罗庆生从院门外晃进来。他手里拿着半根油条，嘴角还沾着芝麻。
“哟，朱师傅干活呢。”罗庆生蹲在旁边看他把蜂窝煤一块块码进竹筐，“身板就是好，怪不得刘婶天天惦记你将来扛煤气罐。”
“你很闲？”朱向川说。
“不闲。我妈让我买酱油，我顺路监督你。”罗庆生压低声音，“听说你爸要带你去机械厂？”
朱向川点头。
“那好啊。真进了厂，以后我找你借扳手，你得给我内部价。”
“我又不一定进。”
“你这个人，话里永远留三步退路。”罗庆生把油条最后一口塞进嘴里，拍了拍手，“不过说真的，机械厂是好地方，工资稳，澡堂也近，食堂的红烧豆腐还行。就是人多嘴杂，谁家锅里少了块肉都能传到车间主任耳朵里。”
朱向川把最后一块煤放进筐里，没有接话。罗庆生这句“人多嘴杂”说得轻巧，却正好戳中他。家属院已经够挤，机械厂比家属院更大，也更像一张网。父亲在里面干了二十多年，认识的人太多。若他真进了厂，每一次低头，每一次沉默，每一次和谁多说一句话，都可能被看见。
上午九点，朱怀山带朱向川出门。朱怀山穿着洗得发硬的中山装，胸口别着钢笔，脚上是旧皮鞋。他年轻时也是宽肩膀，只是这些年在车间熬得背有点塌，走路仍快。朱向川跟在父亲身后，觉得自己像被牵去给人估价的一件东西。
机械厂大门高，门柱上刷着红字标语，旁边的传达室窗户半开。门卫认识朱怀山，笑着递烟：“老朱，带儿子来啊？”
“来看看。”朱怀山接过烟，没点，“待业在家也不是办法。”
门卫探头看朱向川，啧了一声：“这小伙子结实。进锻工车间都不亏。”
朱向川礼貌地叫了声叔。那人又笑：“就是看着闷。年轻人别太闷，到了车间要会喊人，会来事。”
朱怀山也笑：“他随我，不爱说话。”
朱向川站在旁边，听父亲替自己解释。那句“随我”本该是亲近，可他听着却觉得更沉。父亲的沉默是多年工龄、岗位和一家之主熬出来的，别人会说老朱稳重；他的沉默却只会被说成木、闷、不懂事。
厂区里机器声一阵一阵。即便是星期天，也有车间开着，铁门里传出金属撞击和电焊的亮光。道路两边停着几辆解放牌卡车，车斗里有麻绳、帆布和铁件。一个穿蓝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弯腰检查轮胎，背宽腰厚，袖子挽到肘上，露出结实的小臂。
朱向川本能地多看了一眼。
那男人像察觉到目光，抬头冲朱怀山喊：“老朱！”
朱怀山停下：“长林，今天你也在？”
“车队有趟临时活。”男人直起身，拿毛巾擦手。他走近时，朱向川闻到一股机油混着烟草的味道。
“这是你家老大？”男人看向朱向川。
“朱向川。”朱怀山说，“还在等分配，带他来找老邹问问。”
男人笑了笑，眼角有细纹，声音比门卫厚一点，也慢一点：“小伙子不错。肩膀宽，像能干活的。”
朱向川的耳根又不争气地热起来。他赶紧叫：“赫叔。”
男人摆手：“别叫叔，把我叫老了。厂里都叫我赫师傅，赫长林。”
赫长林。
这个名字和夏承礼完全不同。夏承礼像纸上的字，赫长林像手上的油烟。朱向川一比，又心虚地低头。
朱怀山和赫长林聊了几句运输队的事。赫长林递给朱怀山一支烟，又顺手把烟盒往朱向川面前一伸：“抽不抽？”
“他不抽。”朱怀山替他答了。
朱向川确实不抽，却在那一瞬间看见赫长林的手。手掌宽，指节粗，指甲缝里有洗不尽的黑。那只手停在半空，很快又收回去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
“不抽好。”赫长林把烟叼自己嘴里，没点，“年轻人嗓子干净。”
朱怀山问运输队是不是又缺人。赫长林说缺年轻腿脚，明年技校分学徒来。朱向川只听见“年轻”两个字，很快又被赫长林没点燃的烟吸走了注意。
朱向川觉得“嗓子干净”也普通，可它偏偏比门卫那些玩笑更重，像有人用指背轻轻敲了一下他的胸口。
他们继续往厂办走。朱怀山没有注意儿子的沉默，只说：“赫长林是运输队的能人，哪儿都熟。你以后要进厂，见了要懂礼数。”
朱向川嗯了一声，心里却还停在刚才那支没接过的烟上。
老邹是人事科的副科长，办公室在厂办二楼。楼道里贴着岗位调配表和先进职工照片，墙角摆着两个落灰的痰盂。老邹见了朱怀山倒客气，给他们倒茶，问朱向川学历、家庭、是否愿意先做临时工。
“孩子壮，能吃苦。”朱怀山说，“就是性子闷点。”
老邹看了看朱向川：“闷不怕，怕的是心不定。现在年轻人想法多，今天学这个，明天看那个。进了厂，就要服从安排。”
朱向川捧着搪瓷缸，茶水烫手。他知道父亲带他来，是为他铺路。他也知道一份工作在这个年代有多要紧。可“服从安排”四个字从老邹嘴里出来时，他忽然想起夏承礼说的“不必总低着头”。两句话在他心里撞了一下，谁也没有赢。
从厂办出来，朱怀山心情不错。老邹说年底可能有名额，先登记，后面再等通知。这已经是好消息。
回家路上，父亲少见地多说了几句：“你妈催你，是怕你没着落。人活一辈子，工作、成家，都是着落。你别怪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朱向川说。
“夜校你想上，就好好上。学写字不是坏事。可别学得心飘了，觉得家里、厂里都旧。”朱怀山停了停，“旧也有旧的好处。人总得靠个地方。”
朱向川看着路边被风吹起的煤灰。灰从煤堆上扬起来，落到墙根，落到鞋面，也落到每个人的日子里。临江城就是这样，旧得踏实，也旧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下午，周桂兰听说老邹松口，脸上终于有了笑。她把前一天剩下的肉片重新炒了青椒，算是加菜。刘婶来借醋，又把消息带到楼下。没到傍晚，院里已经有三个人问朱向川：“听说快进机械厂了？”
有人说：“老朱家算稳了。”
有人说：“工作一有，媳妇也快了。”
有人拍朱向川肩膀：“小伙子身板好，姑娘看了喜欢。”
朱向川从水池边一路应到楼梯口，脸上的笑越来越硬。那些好意像一件不合身的棉袄，厚，暖，却勒得人抬不起胳膊。
傍晚时，罗庆生又来了。他看朱向川坐在院墙边擦自行车，蹲下问：“怎么，厂里不顺？”
“挺顺。”朱向川说。
“顺你还这副脸？”
朱向川把抹布在车铃上擦了又擦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他们都知道我以后该怎么过。”
罗庆生难得没立刻接俏皮话。他从地上捡了块小石子，扔到煤堆边。
“大人都这样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把自己走过的路当地图，非让你照着描。描得像，就说你有出息；描歪了，就说你不懂事。”
朱向川抬头看他。
罗庆生耸耸肩：“我也没办法。我妈还觉得我当会计以后能娶个供销社姑娘呢。她连人家姑娘姓啥都想好了。”
朱向川终于笑了一下，很浅。
罗庆生见他笑了，才又恢复原样：“行了，别愁。后天夜校，别忘了带作文本。夏老师问你低头，说脖子长得谦虚。”
朱向川把抹布丢过去，罗庆生笑着躲开。
夜里，朱向川躺在床上，听见父亲在外屋拧收音机，母亲收拾碗筷，妹妹背英语单词，弟弟翻身打呼。窗外有人倒煤灰，铁簸箕刮过水泥地，沙沙一片。
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课程表。纸已经被压平，星期二晚上七点那一行清清楚楚。他又想起机械厂里赫长林伸过来的烟，想起夏承礼桌上的红钢笔，想起父亲说人总得靠个地方。
也许父亲说得对。人总得有个地方。
可朱向川觉得，有些地方不是别人替你登记、安排来的。有些地方要自己走过去，哪怕一路都是煤灰，哪怕抬头就会被人看见。
他把课程表放回枕下，闭上眼。
后天晚上，他会坐进二楼东教室。夏承礼会打开点名册，念出一个个名字。到了“朱向川”三个字时，他必须抬头。